作者简介：张国柱，男，河南博爱人，1952年3月生，原安阳市师范学校1978届大专7班校友，1981年7月毕业。毕业后到博爱县文化馆工作，任编辑，从事群众文艺创作，曾获新乡地区群众文化系统创作一等奖。1984年元月到焦作日报社工作至今，主任编辑职称，先后任总编室编辑、总编室主任、总编辑助理、首席记者。2002-2004年曾在郑州《百姓视点》周报工作，任副总编。多次获省级新闻奖，其中获新闻评论一等奖两次。业余从事杂文、散文创作，笔名方人，2006年出版杂文、散文集《方人说话》。

 

（一）惜别怀州去相州

1979年元月中旬的那一天，与以往的的日子没有任何异样。天阴沉沉的，风冷飕飕的，社员们忙忙碌碌的。那时候，生产队没有农闲的时候，只有农忙和不太忙之分。虽然是隆冬，仍然有干不完的农活。北地那一块棉田，经过深耕、经过大水漫灌，地里满是水沟和拖拉机翻起来的土垡，冻得如铁块一般，我们就在地里用铁锹一块一块地撬，平整土地。虽然一晌干不了多少活儿，仍然是一天三晌，早上起床先下地里干活，干一阵子回家吃早饭，然后再下地。

这天中午正准备吃饭的时候，大队的通讯员来我家告诉我，公社中心学校的刘校长让我去一趟。我问有啥事，他说“不知道”，我妹妹问“是不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”，他“嘿嘿”一笑，仍然说“不知道”。

1977年11月参加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次高考，初选上以后检查身体、“政审”，以后音信全无，我估计是“政审”出了问题。那时候刚刚走出“文革”，“黑五类”子弟仍然身在“另册”。1978年7月再次参加高考，再次被初选上，再次检查身体，再次被“政审”，至今已经半年，仍然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已对上大学没有指望了，况且，怎么可能在高考过后半年时间才下发录取通知书？

刘校长我认识，在我们村当过校长，不过也仅仅是认识而已，没有深交，他找我能有什么事情？

一片忐忑，一片迷茫。

吃了午饭我骑车去了公社，找到了刘校长。果然，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安阳市师范学校大专班。

回家以后，我首先告诉了我爱人。她那时正是怀孕反应期，一天到晚胃里翻江倒海。她躺在床上，听了我的汇报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似乎无动于衷。

到母亲屋里的时候，母亲和我妹妹，还有我堂姐的女儿，正围着煤火在说话。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，我说我被录取了。外甥女一把夺过来，看了一眼，立马蹦了起来，说了两句话，第一句是“我真想喊一声‘邓小平万岁’”，第二句是“我去告诉我舅妈”。

外甥女想喊“邓小平万岁”，源于内心的激动。我这个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，竟然考上了大学，而她的哥哥，一个“黑五类”家庭的外甥，前一年考上了一所农专，她能不激动？（我这个外甥女3年以后考上了郑州大学，现在在一所大学教书，她的哥哥现在是本地副市级领导干部。）

一会儿工夫，外甥女来了，她说，舅妈在哭，为什么？

我能想到我爱人的心情。那是喜极而泣，也是对日后生活的担忧。她是即将当母亲的人了，正是身边需要人的时候，而我，却要远离她了。

说了一会儿话，我又有点儿担忧。当时已经快 腊月二十 了，马上要过年，我要走了，行装还没准备。我妹妹说，早给你准备好了！我就有点疑惑，妹妹说：“十月二十五咱妈给你算卦了。”

呵呵，原来如此。算卦这事儿，我是从来不相信的，不过算这样的卦，总有50%的命中几率，撞上一次很正常。不管怎么说，行装是置办齐了。

过了春节，正月十八早上5点半，天还一片漆黑，我爱人、妹妹、两个本家弟弟送我启程，5个人骑3辆自行车迎着寒风摸黑跌跌撞撞上路，把我送到 5 公里 之外的公交车站，登上了去市里的汽车。天亮以后，看见车窗外飘着雪花。到新乡换乘火车，天竟然晴了，我乘兴吟了一首“七律”：“惜别怀州去彰州，一路颠簸添离愁……天际阴云随风去，中天艳日照征途……”那时候我仅仅知道七律是要押韵的，中间的两联要是两副对子，但是我既押不好韵，更对不好对子，对于平仄更是根本没有那个概念。这首诗如果今天来写，至少要把起句的“彰州”换为“相州”，这样，“惜别”两个字按古韵是入声字，仄韵，“相”也是仄韵，第一句就合律了，不过也不必改了，这是我上大学以前作诗水平的印记，像我自己婴儿时期穿开裆裤的照片，丑是丑了点儿，可是看着有趣。

那天中午赶到安阳，下午1点半到校，老师们还没上班，我们这些新生就在报名处门口等着，聊着，一位新同学问我：你有25了吧？我说我27了。这位同学叫徐建范，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班同学。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，在当了十多年农民之后我又成了学生。

（二）骤然扩张的学校

安阳市师范学校位于安阳市东关，座东朝西，面临东环路，路西边是护城河，学校北边不远处是人民公园。

学校前后有四重院子。进大门的第一重院子，北边一排平房，南边一座新建的三层楼，都是教师办公室。第二重院子四面都是三层小楼，西楼的一层朝西开门，是学校的办公室，东边的楼上是图书馆，其余的基本都是教室和学生宿舍，北楼的后边还有一座楼，是教师宿舍。第三重院子是学校原来的后院，有学生食堂、配电房、仓库、厕所等等。第四重院子是新征的地，在原来学校的后墙开了一个豁口，碎砖头堆成一段坡道，走坡道出豁口，外边是一片空地。这块地原来是郊区农民的菜地，东边新垒的院墙还留有一个豁口，早上和晚饭后我们常常从豁口出来去菜地里读书，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土豆秧子。

这一块空地坑坑洼洼的，长满了杂草，不适合课外活动，只有北边礼堂的地基比较平整，课余时间我们常常在那里打排球，那时候中国女排的实力正如日中天，让全世界仰视，举国兴起排球热，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之下见到排球。我们打排球没有球网，就是七八个同学围城一个圆圈，你托给我，我托给他，或者排成两排，托过来托过去。

学校的规模扩大了，食堂承受不了骤然增多的学生，3个窗口卖饭依然是队伍如长龙。食堂旁边就是厕所，而且是旱厕！厕所也不堪重负，一到下课，如厕要排队，学校大门外，路西护城河东岸上的一个旱厕也要排队。而且，经常在我们急着如厕的时候，厕所里边有女掏粪工在掏粪，在里边蹲坑的时候也常常有女掏粪工在外边问“有人没有”，这道“西洋景”让我们不堪忍受。到了夏天，学校在最后边修了一个厕所，用了没几天就出问题了：墙外的农民把厕所的东墙打了一个大口子，因为他们不能承受厕所的气味！

这样的局面时间不长，但是让我们实实在在领略了“百废待兴”的涵义。

大概不到一年，北侧的礼堂建成了，西头是食堂，中间是餐厅，东头是舞台，学校举办文艺演出的时候，同学们在台上表演古典舞蹈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唱“美酒飘香歌声飞”，唱“美好的春光属于谁？属于我，属于你，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”，唱“再见吧妈妈”，这些都是我这个农村青年见所未见的，让我看得如痴如醉。南侧的宿舍楼也建成了，我们搬进三楼的时候，固定吊车的缆绳还没拆除，从东南角的天花板上穿出来，斜着从窗户的右下方穿出去。1993年我重游母校，发现这里已经布满了宿舍楼。

（三）扩张中短暂的烦恼

安阳市师范学校是在原市第十七中学的基础上改建的，而且是“中专戴帽”，附设了大专班。1977年招了两个大专班，文理科各一个。1978年先招了一批大专生，到次年元月又扩招了一批，就把我们给扩大进来了。刚刚入学，一切都未就绪，第一天草草安排了宿舍，教室还没有着落，连班级都得重新编过，闲极无聊的时候就逛街。出学校大门过了护城河有一条小巷，直通老城北大街，闲极无聊的时候就去逛逛，那里人流熙攘，煞是繁华，常常看到骑自行车的人双手大撒把拨拉着两边的行人，让我吃惊得很。那时候没有余钱购物，对所有商品都没兴趣，只有书店的书让我大开眼界，可惜阮囊羞涩，饱饱眼福罢了。逛了几次大街也觉得乏味，只好在学校等着调遣。那时候的学生，有些还带有“文革”遗风，动不动就要结伙找校领导“兴师问罪”。2月21号，是我们入学的第8天，开课的事依然没有着落，躺在宿舍的上铺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心里空虚，烦躁，就哼了一首《苦恼曲》：“……坐教室手足无措，躺高床心乱如麻，有心去把大街重逛，却又被琐事牵挂。屈指算，八天过，成日价庸庸碌碌，闲聊嬉耍。一日三餐，直撑得大腹便便，叫我等做衣架饭袋，把人羞煞。是英雄惯把刀枪来耍，是农夫好使那犁耧锄耙，看如今我赤手空拳，谈什么学习文化！……仰天叹，愧无涯，扪心问，恨谁家？无奈何，且叼支烟吞云吐雾，漫伸腰胯，谁料到，天潮风大，火柴难划。”

历经无数烦恼，终于安排就绪，先期入学的文科学生已经编为大专三班，先期入学的和扩招进来的理科、英语专业的学生重新编班，四班是数学班，五班是物理班，六班是英语班，扩招进来的文科学生有的想学数学、有的想学英语，统统各遂所愿，自由得很，也方便得很。我们这些扩招进来的文科生，就编为大专七班，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：“大七。”

（四）同窗工农商学兵

安阳师范学校扩招，对我们班的不少同学来说，不是一般的幸运，因为，1979年高考就有了年龄限制，超过25周岁的不得报考，而我们的同学有十几个当时已经超过了25周岁。有几位同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直接受益者，他们曾经因家庭出身问题被阻挡在大学校门之外，而这一次扩招，恰恰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进行的。

“大七”班32位同学在班里一坐，慢慢地，我发现在这个集体之中的各个个体之间的差异太大了。

首先是年龄的差异。年龄最大的是董清，安阳市人，当时已经33岁，最小的是魏新颖，17岁，几乎就是两代人，全班有11位同学年龄超过27岁。

其次是学历的差异。董清是“文革”前的高中毕业生，入学之前已经当了十几年代课教师。18岁的巴西振和17岁的魏新颖是应届高中毕业生，他们上学的时间与董清教学的时间相近。还有几位同学是“文革”前的初中生，甚至初中都没有毕业。除了少数几位应届高中毕业生，我们这些人多数都有几年乃至十几年的种种经历，这就构成我们班同学的另一个最大的差异——入学之前的职业差异，工农商学兵，一应俱全。

我们的班长南松喜是工人，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，安阳钢铁厂的。还有几位来自工厂的，都是带工资上学。杨继荣、扈振禄等等都是农民。闫天际是农民，可是他本来不该是农民的，他幼年和两个妹妹随父母在广西桂林，他的父亲被戴上一顶“右派”帽子之后一家人就被发回南阳老家务农了，他入学之后父亲的“右派”问题被改正，一家人又回了桂林。徐建范是不种地的农民，他是队办企业的会计。刘庆明是商业系统的职工，也是带工资上学。有过当“下乡知青”经历的同学待遇有天壤之别：从乡下“知青点”直接考上学的当然没有工资，早回城、早上班的，上了大学却挣着工资，而且日后的工龄还要连续计算，这让在乡下多待了几年的很不忿。王庆新是湖北沔阳人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副连长，是从河南确山的驻军入学的，工资61元，比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谢安顺还多十几块。加上前边提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魏新颖、巴西振等等，代表了工农商学兵五大行业，如果“学”再分为教师和学生，就六大行业了，而且教师还有“在编”挣工资的教师、企业教师、代课教师、挣工分的农村教师之别，真的是五花八门。

我们“大七”这个班集体，惟一一致的地方是：32位同学都是男生，所以我们戏称自己是“和尚班”。“和尚班”的弱项是文艺活动，学校组织联欢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当观众的份儿。优势是体育活动的实力很强，尤其是篮球队，是学校数得着的强队，在球场上，王庆新和巴西振捷如猿猴，徐建范壮如坦克，大个子魏新颖“空中优势”全校第一，王彬的“空中优势”也令对手生畏，南松喜是场上的灵魂，不但指挥若定，而且远距离进攻的威慑力很强。剩下的我们几个替补队员偶尔也上场过过球瘾。有一次，我在场上无意中撞倒了“大一”班的袁俊生，我竟然没有把他拉起来，更没有向他道歉，真是太失礼了，这一点愧疚在我心里装了30年。

（五）发愤上下而求索

这样一群年龄、学历、经历参差不齐的时代的幸运儿，绝大多数都曾经遭遇失学之苦，又被命运之手安排在一所草创的学校，学习的热情不是现在的青年学生可以想象的。

早上，同学们汇聚在楼顶，有背诗词古文的，有背外语的，学外语的至少有3个语种，其中英语居多，背俄语的也不少，因为这批同学里有很多“老三届”，他们中有一些人当年学的是俄语。也有学日语的，我们班上的陈保民就在自学日语，“啊、依、呜、唉、嗷、嘛、咪、木、麦、冒……”听着十分新鲜。

我有时候在楼顶读读俄语，有时候读读诗词。有一天早上，我用粉笔在地上写陶渊明的诗，写完自己读读、背背。那时候我把“晨兴理荒秽”里的“秽”读成“岁”，图书馆管理员小李子，一个很漂亮的美眉，正在读英语，她问我：“这个字读‘岁”？是‘会’吧？”我说是读“岁”。我嘴上硬，心里其实很虚，因为我从小爱读书而不爱上课，很多字都是蒙着读的，直至现在我还往往会读错字，读错声调的就更多了。下楼回到教室，我赶紧查字典，发现这个“秽”真的是读“会”！当时我几乎出了一头冷汗，至今30年了，这个事情还历历在目。

我们“大七”班，切磋学问的气氛很浓，自习课往往会变成讨论会，某篇诗文中某个字的解释，某篇小说的主题、人物的分析，等等，常常是我们讨论的主题，为了《史记》中“再克外黄”的“再”字怎么理解，会讨论十多分钟。

学校北边不远处是人民公园，星期天和热天的早晨、傍晚我们常常来这里背书，沿着湖岸，在柳荫下背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，摄提贞于孟陬兮，唯庚寅吾以降”，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……周末公园里常常有露天电影，我们在这里看过日本电影《望乡》，看过李炳淑主演的京剧艺术片《白蛇传》。

我们班有几位同学，学习精神让我很敬佩。王庆新绝对是班长之材，但是他死活不愿意当班长，班里的所有活动他都认真地组织参与，他宁愿当“编外班长”。自习课上开讨论会的时候他很少发言，但是言必有中，他的话语带着“湖北佬”的幽默与狡黠，以少少许胜多多许，说完就埋头读他的书、写他的卡片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用卡片积累资料，便偷偷地向他学习，但是我没有他的钻研精神和耐力，我写的卡片不超过10张，而且多数是俄语单词。所以当他身在军营而当上了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，当他的诗集《兵趣》和学术著作《中国味》、《参谋的艺术》一本接着一本给我寄来的时候，我只有膜拜和惭愧的份儿。

翟苏民主攻文学理论，在班里他的同道不多。开文学理论课以后，我怎么也钻不进去，我说文学理论太枯燥了，他说：文学理论怎么会枯燥？钻进去很有味道的。他就给我讲了文学理论的概要，讲了钻研文学理论的意义。可惜我没有听进去，文学理论课对我而言就是背教条应付考试。毕业以后翟兄留校任教，成为专攻文学理论的教授。30年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，说到质量，只能以“平庸”二字称之，我常常为此而后悔，要是当初听了翟兄的话，稍微了解一些文学理论，接受一些理论熏陶，增加一些鉴赏能力，我的写作还不至于这么平庸。

南松喜是我的外国文学阅读的领路人，是他给我推荐了乔叟，推荐了《九三年》等等外国文学名著。他还带着我们几个为学校办了一份油印的小报，小报的名字我忘记了。南兄和王彬负责和教导处、校团委联系，确定办报大计，在他们的领导下我负责文字工作，李智贵负责刻钢板和版面美化。我记得有一期刊登了英语班的一位同学翻译的美国小说《他死了，还是活着？》讲的是一帮画家，谋划让其中的一位诈死换取知名度，最后让这位“死者”的画作卖出了大价钱的故事。

是安阳师范的图书馆，让我收获了大量的词和外国文学的知识。在入学之前，我接触的词不超过20首，而且几乎谈不上理解，我是在安阳师范的图书馆里读到了更多的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词，认识了柳永、李清照、吴文英、姜白石、周邦彦……我好像转过一个山头突然发现了一片风景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应接不暇。最大的收获当数外国文学。在入学之前，我读的外国长篇小说只有两部，一部是十来岁的时候读的繁体版的高尔基的《在人间》，一部是二十来岁的时候读的苏联小说《叶尔绍夫兄弟》，其余的就是课本上的外国小说节选了。那两年半的时间里，我读的书如果分类的话，外国小说铁定是最多的。在我的印象中，《 包法利 夫人》是小说中的小说，傅雷翻译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是小说中的豪放派抒情诗，《简·爱》是小说中的婉约派抒情诗，张谷若翻译的《德伯家的苔丝》和《还乡》是小说中的田园诗，乔治·桑《安吉堡的磨工》与李清照的某些词一样饱含幽怨，却有田园诗韵味，莫泊桑和契诃夫的短篇往往让我既忍俊不禁又陷入沉思，而他们二位最让我神往的作品，前者的是《羊脂球》，后者的是《草原》。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之后，我也铭记了傅雷、李健吾、柳鸣九、 罗玉 君、张谷若、草婴、汝龙等翻译大家的名字，他们传递给我的外国文学的精粹，如今都成了我的血肉。

我怀念那个简朴而温馨的校园，怀念那个充满兄弟之谊的班集体。读书、切磋学问是我们共同的爱好。星期天，我们也常常结伴上街，无非是看一场电影，洗洗澡，逛逛书店。也曾在元宵之夜到工人文化宫猜谜语，有人专门猜谜语，有人挤在领奖窗口专管领奖，有人负责传递猜出来的谜底，回去的时候捧一堆奖品——铅笔、作业本儿。我们也曾游殷墟、岳庙、袁家坟，登文峰塔，为我们的历史知识增加一些感性的认识。在汤阴岳庙，我用苏民兄带来的相机照了几张照片，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操作相机。南关的安阳师专周末常常有电影，我们也常常去看，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了京剧电影艺术片《群英会》，台上大师云集，50年代的须生、花脸、武生行当的头牌悉数登场，也是一场“群英会”，为后人留下了云章灿烂、空前也可能绝后的艺术精品。后来两所师范并为一家，我为母校的这次整合而欣慰。

两年半时间，太短了。我怀念那两年半的光阴，怀念那个没有电视、没有网络、没有歌厅舞厅、没有卡拉OK、没有股票与基金……没有这些与书争时间的劳什子的两年半。

（六）校园惜别情依依

两年半时间，也是挺难熬的，因为我们不少同学都是有妻小的人了，我是在1979年的暑假里当了父亲。在离校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两年半光阴的短暂。

1981年7月中旬，我们要毕业离校了。

分手之前，我们每人都准备了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儿，同学们相互签名题字以作留念。 7月9日 ，我一个一个地请同学签名。同学们对我有着太多的期许，如今面对这些期许之辞我有太多的惭愧，因此就不提了，我这里只说那些能体现同窗之情的：

南松喜写的是：“与君别兮肠欲断，肠欲断兮心相连，心相连兮伯仲间，长相思，摧心肝！”这位颇具山东大汉豪爽气概的兄长（南兄是范县人），在分别的时候竟是这样的缠绵悱恻！

王中奇写的是：“……依依挥手去，悠悠相思情。启齿泪先下，提笔欲失声……”

陈保民写的是：“……此情此景骄阳烈，此时此意谁能言？”

书生气超级浓的董清送给我一副联句：“青灯夜半梧桐雨，忆盛夏一瞬乍别；红梅晴初风雪枝，念猛志几载长存。”那一笔行草写得，铁画银钩，笔笔刚劲。

闫天际写的是一首绝句，前边还有小序：“与弟同窗三年，同志同心，切磋文章，漫话家常，洹水一别，难舍难分，不知何日相会，难表离别情意之万一。”诗曰：“洹河岸边相见晚，千言万语见真情，别后鸿雁频频寄，天南海北两处心。”毕业后他留在了安阳，随后调到了桂林，到了他父母的身边，真的是“天南海北”了。1990年4月，我曾有机会到桂林出席一个会议，事先写信告知了天际兄。火车票已经到手的时候，我大哥从西安来电报，说我伯父病危了，要我马上去，我只好舍桂林而奔西安，害得天际兄在桂林各大宾馆找我。

任俊生写的是：“共对半窗云，同饮洹河水……今日与君别，何当重相会？”

张京州写的是：“三载同窗情谊深，依依惜别泪沾襟。但愿明朝再相会，把酒滔滔话衷心。”

翟苏民、王庆新二位学兄不愧是学兄，他们的告别题辞对我勉励有加。翟兄的题辞是：“让我们共同为理想、为未来不懈地努力、顽强地奋斗，我深信她是不会辜负我们的！”

王庆新写的是一首绝句：“同是苦海学舟人，天意如斯才识君，临 别一语 君记取，文章事业贵持恒。”那一笔行书，潇洒飘逸，仙风道骨，其中“文章事业贵持恒”的深意至今对我仍是鞭策。

我也给同学们分别写了几句话，对几位同学还分别写了一首自度词——不按词谱、只求味道的词，其中包括高我们一届、已经留校任教的 杨景龙 先生。景龙老弟的一笔钢笔字，外貌清秀，内藏大气，令我自惭“形”秽，他的治学精神也是我远远不及的。后来他曾给我来信，邀我和他共编一本现代诗歌赏析，我自忖学养不逮，而且当时我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岗位上，日理万字，天天临深履薄，踟躇多日，终于未敢奉命。2002年，景龙编著的《短章小诗百首》出版，寄给我一本，扉页上题字“国柱兄一笑”，这当然是景龙的自谦之辞了。他所选的百余首小诗个个清新隽永，短而不小，有大气魄，简而不陋，有大智慧，兼具情趣、理趣、意趣，景龙的赏析十分精到、精当，分寸拿捏也十分准确。我为我的母校、我的校友有这样的学术结晶而欣欣然，就有点后悔当初没有附骥了。

我送给景龙的自度词没留底稿，28年过去，如果景龙老弟还保存着那个东西的话，请不要笑话我的谫陋，权当是我穿开裆裤的照片好了。

离校那天，似乎是1981年的7月11号。那天上午，细雨霏霏，若雾若烟，学校前院的杨树上蝉声如织。与同学们分手的那一刻，我的鼻子发酸，眼眶发涩，泪没有流下来，我都咽下去了。

（七）同窗情谊割不断

1991年，是我们毕业的10周年，南松喜等在安阳的同学提议搞一个毕业10周年聚会，时间在7月下旬，地点当然要在安阳，我得到消息以后表示一定参加。那时候我已经定下7月中旬去贵州安顺参加一个会议，时间是一个星期，不耽误下旬的聚会。7月9号或是10号，我去郑州取火车票的时候还见了巴西振，约好半个月之后再见。不料人算不如天算，7月12号或者是13号，我到郑州火车站登车的时候，被告知这一趟客车停开了，因为贵阳到安顺间的铁路因为暴雨导致的塌方而中断，那时候的火车票极其短缺，再买已经来不及，只得怏怏而回。我们老总要犒劳我，临时让我参加一个与我的业务无关的“考察”活动，目的地是山东和东三省的8个城市，为期半个月，7月18号出发，与同学聚会恰恰冲突。我贪图欣赏大海的壮阔、欣赏东北那片黑土地的风光，放弃了参加那个盛典，为此心疼多日。这点遗憾两个多月以后得到了弥补，当年国庆节同学们在濮阳聚会，我顶着老总的批评，坚持请了假，欣然前往。

以后又有多次同学聚会，我一次都不放弃。我的酒量十分有限，但是每次我都舍命陪同窗。一次，我在中午时分赶到安阳火车站南边路东的建设宾馆，20多位同学已经开始举杯畅饮，我和全部在场同学一一碰杯，虽然每次只是抿一点点，一圈下来也有三两以上，然后一头倒在一张钢丝床上，一直酣睡到半下午。另一次是在濮阳聚会，晚上喝多了，酒后乘车去安阳，我把头伸出车窗外大吐特吐。那一晚我住在郭才林家里，幸亏夜里没有再给他添麻烦。

我的同学们到焦作也必然要找我聊聊，有王庆新、南松喜、闫天际、王彬、杨体昌、任俊生、季善东等，还有“大三”班的杨柳。

王庆新到焦作好像是在1986年春天，他到焦作驻军出差，那天晚饭后打电话找到了我，他住的地方和我的单位相距不过三四百米，我邀他到我临时借住的焦作矿务局招待所聊了半夜。闫天际到焦作大概是1988年，他从安阳返回桂林的时候专程绕道焦作来见我，在我的单身宿舍里，我俩几乎彻夜未眠。这几年，天际兄在桂林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。

1998年7月初，王庆新从北京打来电话，说是返武汉的时候要在安阳停留，会会同窗，问我有没有时间，我再忙也要挤时间啊！那一次是小范围的聚会，和南松喜、翟苏民、王彬等喝酒叙旧，闲聊间得知刘庆明兄已经过世了，我的好大哥，我的忠厚、淳朴、随和的刘大哥，怎么就走了呢？

王庆新回到武汉不久，长江发生罕见的大洪水，部队一批又一批开到了长江大堤，王庆新就席不暇暖了。某日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，看见江泽民同志在台上部署抗洪抢险，庆新在台下记着笔记，会场上气氛凝重。9月5号，我和妻子送儿子赴武汉上学，晚上，巴西振在郑州设宴为我们送行，火车票也是他帮我买的。次日清晨，王庆新派两位小战士在武汉火车站把我们接到了部队招待所，他和我们匆匆说了两句话就走了。7号或者是8号，湖北省军区举行抗洪抢险大军班师仪式，之后庆新才有了闲暇，带着我们夫妻登黄鹤楼、逛武珞路书市、在东湖边上吃武昌鱼。去年庆新转业到湖北省工商局当副局长，经常通过手机短信给我发来他的诗作，我也曾步原韵奉和一次，可惜这些短信都被我误删了，我记得我的和诗中有一句好像是“军人本色是诗人”。今年元月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了他的安徽之行中写的８首绝句，说是“好玩”，岂止是好玩啊！政务倥偬之际还有“玩”诗的雅兴，如此风雅如今有几人？而且他还“玩”得那么好！

1998年7月在安阳与南松喜的匆匆一见，未料竟是最后的一面！记不清楚是之后的某年某月某日了，那天下午我正在审阅记者写的新闻稿件，看到一条新闻：全省残疾人事业方面的一个会议在焦作召开，我想南兄一定会与会，他是安阳市残疾人协会的主席，上次他来焦作公干，就邀我共进晚餐。我立马打了他的电话，他说他没参加这个会，我问咋啦，他说身体不舒服，我再问咋啦，他欲言又止，欲止又言，说是检查身体发现食道有点问题。我就蒙了，“食道问题”而且是“检查出来”的，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人生最难面对的是绝症病人，询问是折磨，不安慰是冷漠，安慰是给他添堵！我敷衍了几句“多多保重”之类的套话，草草放下了电话。2002年我在郑州和巴西振聚餐的时候，提起老南，他说松喜兄走了！

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！32条好汉中又弱了一个好大哥，教我如何不伤感？

时光荏苒，三十年过去，我已望六之年，当了爷爷。遥想当年的校园、教室和同窗，不胜感慨，近些年同学之间走动得少了，于我心有戚戚焉，何时才能重返校园与同窗聚首？2008年10月，突然有不速之客造访，原来是母校派员来焦，筹备成立安阳师专焦作校友会事宜，怎不教人一缕情丝飞向母校？

11 月30日 ，安阳师专焦作校友会成立，焦作市东方宾馆会议室里，百余校友济济一堂，理事会推举我为名誉会长，理由无他，以我年龄最长之故也。午餐后走出宾馆，忽然有人向我介绍一位老大姐，说她才是在焦作的最年长的安师校友，她是毕业多年后从濮阳调来焦作的，在焦作不认识任何一位同学，我们校友会筹备人员事前没有寻访到她，她在开会的当天才得到消息，匆匆赴会。

握着大姐的手，我感慨良多。母校的情思，校友的情谊，怎么能割断？偶尔一断，也会自动续起来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