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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母校我的班
2014-12-08 14:03  

作者简介:张国柱,男,河南博爱人,1952年3月生,原安阳市师范学校1978届大专7班校友,1981年7月毕业。毕业后到博爱县文化馆工作,任编辑,从事群众文艺创作,曾获新乡地区群众文化系统创作一等奖。1984年元月到焦作日报社工作至今,主任编辑职称,先后任总编室编辑、总编室主任、总编辑助理、首席记者。2002-2004年曾在郑州《百姓视点》周报工作,任副总编。多次获省级新闻奖,其中获新闻评论一等奖两次。业余从事杂文、散文创作,笔名方人,2006年出版杂文、散文集《方人说话》。

 

(一)惜别怀州去相州

1979年元月中旬的那一天,与以往的的日子没有任何异样。天阴沉沉的,风冷飕飕的,社员们忙忙碌碌的。那时候,生产队没有农闲的时候,只有农忙和不太忙之分。虽然是隆冬,仍然有干不完的农活。北地那一块棉田,经过深耕、经过大水漫灌,地里满是水沟和拖拉机翻起来的土垡,冻得如铁块一般,我们就在地里用铁锹一块一块地撬,平整土地。虽然一晌干不了多少活儿,仍然是一天三晌,早上起床先下地里干活,干一阵子回家吃早饭,然后再下地。

这天中午正准备吃饭的时候,大队的通讯员来我家告诉我,公社中心学校的刘校长让我去一趟。我问有啥事,他说不知道,我妹妹问是不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,他嘿嘿一笑,仍然说不知道

197711月参加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次高考,初选上以后检查身体、政审”,以后音信全无,我估计是“政审”出了问题。那时候刚刚走出“文革”,“黑五类”子弟仍然身在另册”。19787月再次参加高考,再次被初选上,再次检查身体,再次被“政审”,至今已经半年,仍然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,我已对上大学没有指望了,况且,怎么可能在高考过后半年时间才下发录取通知书?

刘校长我认识,在我们村当过校长,不过也仅仅是认识而已,没有深交,他找我能有什么事情?

一片忐忑,一片迷茫。

吃了午饭我骑车去了公社,找到了刘校长。果然,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,安阳市师范学校大专班。

回家以后,我首先告诉了我爱人。她那时正是怀孕反应期,一天到晚胃里翻江倒海。她躺在床上,听了我的汇报只是“嗯”了一声,似乎无动于衷。

到母亲屋里的时候,母亲和我妹妹,还有我堂姐的女儿,正围着煤火在说话。我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,我说我被录取了。外甥女一把夺过来,看了一眼,立马蹦了起来,说了两句话,第一句是“我真想喊一声‘邓小平万岁’”,第二句是“我去告诉我舅妈”。

外甥女想喊“邓小平万岁”,源于内心的激动。我这个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,竟然考上了大学,而她的哥哥,一个“黑五类”家庭的外甥,前一年考上了一所农专,她能不激动?(我这个外甥女3年以后考上了郑州大学,现在在一所大学教书,她的哥哥现在是本地副市级领导干部。)

一会儿工夫,外甥女来了,她说,舅妈在哭,为什么?

我能想到我爱人的心情。那是喜极而泣,也是对日后生活的担忧。她是即将当母亲的人了,正是身边需要人的时候,而我,却要远离她了。

说了一会儿话,我又有点儿担忧。当时已经快 腊月二十 了,马上要过年,我要走了,行装还没准备。我妹妹说,早给你准备好了!我就有点疑惑,妹妹说:“十月二十五咱妈给你算卦了。”

呵呵,原来如此。算卦这事儿,我是从来不相信的,不过算这样的卦,总有50%的命中几率,撞上一次很正常。不管怎么说,行装是置办齐了。

过了春节,正月十八早上5点半,天还一片漆黑,我爱人、妹妹、两个本家弟弟送我启程,5个人骑3辆自行车迎着寒风摸黑跌跌撞撞上路,把我送到 5 公里 之外的公交车站,登上了去市里的汽车。天亮以后,看见车窗外飘着雪花。到新乡换乘火车,天竟然晴了,我乘兴吟了一首七律惜别怀州去彰州,一路颠簸添离愁……天际阴云随风去,中天艳日照征途……那时候我仅仅知道七律是要押韵的,中间的两联要是两副对子,但是我既押不好韵,更对不好对子,对于平仄更是根本没有那个概念。这首诗如果今天来写,至少要把起句的“彰州”换为相州,这样,“惜别两个字按古韵是入声字,仄韵,也是仄韵,第一句就合律了,不过也不必改了,这是我上大学以前作诗水平的印记,像我自己婴儿时期穿开裆裤的照片,丑是丑了点儿,可是看着有趣。

那天中午赶到安阳,下午1点半到校,老师们还没上班,我们这些新生就在报名处门口等着,聊着,一位新同学问我:你有25了吧?我说我27了。这位同学叫徐建范,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班同学。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,在当了十多年农民之后我又成了学生。

(二)骤然扩张的学校

安阳市师范学校位于安阳市东关,座东朝西,面临东环路,路西边是护城河,学校北边不远处是人民公园。

学校前后有四重院子。进大门的第一重院子,北边一排平房,南边一座新建的三层楼,都是教师办公室。第二重院子四面都是三层小楼,西楼的一层朝西开门,是学校的办公室,东边的楼上是图书馆,其余的基本都是教室和学生宿舍,北楼的后边还有一座楼,是教师宿舍。第三重院子是学校原来的后院,有学生食堂、配电房、仓库、厕所等等。第四重院子是新征的地,在原来学校的后墙开了一个豁口,碎砖头堆成一段坡道,走坡道出豁口,外边是一片空地。这块地原来是郊区农民的菜地,东边新垒的院墙还留有一个豁口,早上和晚饭后我们常常从豁口出来去菜地里读书,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土豆秧子。

这一块空地坑坑洼洼的,长满了杂草,不适合课外活动,只有北边礼堂的地基比较平整,课余时间我们常常在那里打排球,那时候中国女排的实力正如日中天,让全世界仰视,举国兴起排球热,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之下见到排球。我们打排球没有球网,就是七八个同学围城一个圆圈,你托给我,我托给他,或者排成两排,托过来托过去。

学校的规模扩大了,食堂承受不了骤然增多的学生,3个窗口卖饭依然是队伍如长龙。食堂旁边就是厕所,而且是旱厕!厕所也不堪重负,一到下课,如厕要排队,学校大门外,路西护城河东岸上的一个旱厕也要排队。而且,经常在我们急着如厕的时候,厕所里边有女掏粪工在掏粪,在里边蹲坑的时候也常常有女掏粪工在外边问“有人没有”,这道“西洋景”让我们不堪忍受。到了夏天,学校在最后边修了一个厕所,用了没几天就出问题了:墙外的农民把厕所的东墙打了一个大口子,因为他们不能承受厕所的气味!

这样的局面时间不长,但是让我们实实在在领略了“百废待兴”的涵义。

大概不到一年,北侧的礼堂建成了,西头是食堂,中间是餐厅,东头是舞台,学校举办文艺演出的时候,同学们在台上表演古典舞蹈《春江花月夜》,唱“美酒飘香歌声飞”,唱“美好的春光属于谁?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”,唱“再见吧妈妈”,这些都是我这个农村青年见所未见的,让我看得如痴如醉。南侧的宿舍楼也建成了,我们搬进三楼的时候,固定吊车的缆绳还没拆除,从东南角的天花板上穿出来,斜着从窗户的右下方穿出去。1993年我重游母校,发现这里已经布满了宿舍楼。

(三)扩张中短暂的烦恼

安阳市师范学校是在原市第十七中学的基础上改建的,而且是“中专戴帽”,附设了大专班。1977年招了两个大专班,文理科各一个。1978年先招了一批大专生,到次年元月又扩招了一批,就把我们给扩大进来了。刚刚入学,一切都未就绪,第一天草草安排了宿舍,教室还没有着落,连班级都得重新编过,闲极无聊的时候就逛街。出学校大门过了护城河有一条小巷,直通老城北大街,闲极无聊的时候就去逛逛,那里人流熙攘,煞是繁华,常常看到骑自行车的人双手大撒把拨拉着两边的行人,让我吃惊得很。那时候没有余钱购物,对所有商品都没兴趣,只有书店的书让我大开眼界,可惜阮囊羞涩,饱饱眼福罢了。逛了几次大街也觉得乏味,只好在学校等着调遣。那时候的学生,有些还带有“文革”遗风,动不动就要结伙找校领导“兴师问罪”。2月21号,是我们入学的第8天,开课的事依然没有着落,躺在宿舍的上铺,呆呆地望着天花板,心里空虚,烦躁,就哼了一首《苦恼曲》:“……坐教室手足无措,躺高床心乱如麻,有心去把大街重逛,却又被琐事牵挂。屈指算,八天过,成日价庸庸碌碌,闲聊嬉耍。一日三餐,直撑得大腹便便,叫我等做衣架饭袋,把人羞煞。是英雄惯把刀枪来耍,是农夫好使那犁耧锄耙,看如今我赤手空拳,谈什么学习文化!……仰天叹,愧无涯,扪心问,恨谁家?无奈何,且叼支烟吞云吐雾,漫伸腰胯,谁料到,天潮风大,火柴难划。”

历经无数烦恼,终于安排就绪,先期入学的文科学生已经编为大专三班,先期入学的和扩招进来的理科、英语专业的学生重新编班,四班是数学班,五班是物理班,六班是英语班,扩招进来的文科学生有的想学数学、有的想学英语,统统各遂所愿,自由得很,也方便得很。我们这些扩招进来的文科生,就编为大专七班,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:“大七。”

(四)同窗工农商学兵

安阳师范学校扩招,对我们班的不少同学来说,不是一般的幸运,因为,1979年高考就有了年龄限制,超过25周岁的不得报考,而我们的同学有十几个当时已经超过了25周岁。有几位同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直接受益者,他们曾经因家庭出身问题被阻挡在大学校门之外,而这一次扩招,恰恰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进行的。

“大七”班32位同学在班里一坐,慢慢地,我发现在这个集体之中的各个个体之间的差异太大了。

首先是年龄的差异。年龄最大的是董清,安阳市人,当时已经33岁,最小的是魏新颖,17岁,几乎就是两代人,全班有11位同学年龄超过27岁。

其次是学历的差异。董清是“文革”前的高中毕业生,入学之前已经当了十几年代课教师。18岁的巴西振和17岁的魏新颖是应届高中毕业生,他们上学的时间与董清教学的时间相近。还有几位同学是“文革”前的初中生,甚至初中都没有毕业。除了少数几位应届高中毕业生,我们这些人多数都有几年乃至十几年的种种经历,这就构成我们班同学的另一个最大的差异——入学之前的职业差异,工农商学兵,一应俱全。

我们的班长南松喜是工人,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,安阳钢铁厂的。还有几位来自工厂的,都是带工资上学。杨继荣、扈振禄等等都是农民。闫天际是农民,可是他本来不该是农民的,他幼年和两个妹妹随父母在广西桂林,他的父亲被戴上一顶“右派”帽子之后一家人就被发回南阳老家务农了,他入学之后父亲的“右派”问题被改正,一家人又回了桂林。徐建范是不种地的农民,他是队办企业的会计。刘庆明是商业系统的职工,也是带工资上学。有过当“下乡知青”经历的同学待遇有天壤之别:从乡下“知青点”直接考上学的当然没有工资,早回城、早上班的,上了大学却挣着工资,而且日后的工龄还要连续计算,这让在乡下多待了几年的很不忿。王庆新是湖北沔阳人,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副连长,是从河南确山的驻军入学的,工资61元,比我们当时的班主任谢安顺还多十几块。加上前边提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魏新颖、巴西振等等,代表了工农商学兵五大行业,如果“学”再分为教师和学生,就六大行业了,而且教师还有“在编”挣工资的教师、企业教师、代课教师、挣工分的农村教师之别,真的是五花八门。

我们“大七”这个班集体,惟一一致的地方是:32位同学都是男生,所以我们戏称自己是“和尚班”。“和尚班”的弱项是文艺活动,学校组织联欢的时候,我们只有当观众的份儿。优势是体育活动的实力很强,尤其是篮球队,是学校数得着的强队,在球场上,王庆新和巴西振捷如猿猴,徐建范壮如坦克,大个子魏新颖“空中优势”全校第一,王彬的“空中优势”也令对手生畏,南松喜是场上的灵魂,不但指挥若定,而且远距离进攻的威慑力很强。剩下的我们几个替补队员偶尔也上场过过球瘾。有一次,我在场上无意中撞倒了“大一”班的袁俊生,我竟然没有把他拉起来,更没有向他道歉,真是太失礼了,这一点愧疚在我心里装了30年。

(五)发愤上下而求索

这样一群年龄、学历、经历参差不齐的时代的幸运儿,绝大多数都曾经遭遇失学之苦,又被命运之手安排在一所草创的学校,学习的热情不是现在的青年学生可以想象的。

早上,同学们汇聚在楼顶,有背诗词古文的,有背外语的,学外语的至少有3个语种,其中英语居多,背俄语的也不少,因为这批同学里有很多“老三届”,他们中有一些人当年学的是俄语。也有学日语的,我们班上的陈保民就在自学日语,“啊、依、呜、唉、嗷、嘛、咪、木、麦、冒……”听着十分新鲜。

我有时候在楼顶读读俄语,有时候读读诗词。有一天早上,我用粉笔在地上写陶渊明的诗,写完自己读读、背背。那时候我把“晨兴理荒秽”里的“秽”读成“岁”,图书馆管理员小李子,一个很漂亮的美眉,正在读英语,她问我:“这个字读‘岁”?是‘会’吧?”我说是读“岁”。我嘴上硬,心里其实很虚,因为我从小爱读书而不爱上课,很多字都是蒙着读的,直至现在我还往往会读错字,读错声调的就更多了。下楼回到教室,我赶紧查字典,发现这个“秽”真的是读“会”!当时我几乎出了一头冷汗,至今30年了,这个事情还历历在目。

我们“大七”班,切磋学问的气氛很浓,自习课往往会变成讨论会,某篇诗文中某个字的解释,某篇小说的主题、人物的分析,等等,常常是我们讨论的主题,为了《史记》中“再克外黄”的“再”字怎么理解,会讨论十多分钟。

学校北边不远处是人民公园,星期天和热天的早晨、傍晚我们常常来这里背书,沿着湖岸,在柳荫下背“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,摄提贞于孟陬兮,唯庚寅吾以降”,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……周末公园里常常有露天电影,我们在这里看过日本电影《望乡》,看过李炳淑主演的京剧艺术片《白蛇传》。

我们班有几位同学,学习精神让我很敬佩。王庆新绝对是班长之材,但是他死活不愿意当班长,班里的所有活动他都认真地组织参与,他宁愿当“编外班长”。自习课上开讨论会的时候他很少发言,但是言必有中,他的话语带着“湖北佬”的幽默与狡黠,以少少许胜多多许,说完就埋头读他的书、写他的卡片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用卡片积累资料,便偷偷地向他学习,但是我没有他的钻研精神和耐力,我写的卡片不超过10张,而且多数是俄语单词。所以当他身在军营而当上了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,当他的诗集《兵趣》和学术著作《中国味》、《参谋的艺术》一本接着一本给我寄来的时候,我只有膜拜和惭愧的份儿。

翟苏民主攻文学理论,在班里他的同道不多。开文学理论课以后,我怎么也钻不进去,我说文学理论太枯燥了,他说:文学理论怎么会枯燥?钻进去很有味道的。他就给我讲了文学理论的概要,讲了钻研文学理论的意义。可惜我没有听进去,文学理论课对我而言就是背教条应付考试。毕业以后翟兄留校任教,成为专攻文学理论的教授。30年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,说到质量,只能以“平庸”二字称之,我常常为此而后悔,要是当初听了翟兄的话,稍微了解一些文学理论,接受一些理论熏陶,增加一些鉴赏能力,我的写作还不至于这么平庸。

南松喜是我的外国文学阅读的领路人,是他给我推荐了乔叟,推荐了《九三年》等等外国文学名著。他还带着我们几个为学校办了一份油印的小报,小报的名字我忘记了。南兄和王彬负责和教导处、校团委联系,确定办报大计,在他们的领导下我负责文字工作,李智贵负责刻钢板和版面美化。我记得有一期刊登了英语班的一位同学翻译的美国小说《他死了,还是活着?》讲的是一帮画家,谋划让其中的一位诈死换取知名度,最后让这位“死者”的画作卖出了大价钱的故事。

是安阳师范的图书馆,让我收获了大量的词和外国文学的知识。在入学之前,我接触的词不超过20首,而且几乎谈不上理解,我是在安阳师范的图书馆里读到了更多的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词,认识了柳永、李清照、吴文英、姜白石、周邦彦……我好像转过一个山头突然发现了一片风景,眼前豁然开朗,应接不暇。最大的收获当数外国文学。在入学之前,我读的外国长篇小说只有两部,一部是十来岁的时候读的繁体版的高尔基的《在人间》,一部是二十来岁的时候读的苏联小说《叶尔绍夫兄弟》,其余的就是课本上的外国小说节选了。那两年半的时间里,我读的书如果分类的话,外国小说铁定是最多的。在我的印象中,《 包法利 夫人》是小说中的小说,傅雷翻译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是小说中的豪放派抒情诗,《简·爱》是小说中的婉约派抒情诗,张谷若翻译的《德伯家的苔丝》和《还乡》是小说中的田园诗,乔治·桑《安吉堡的磨工》与李清照的某些词一样饱含幽怨,却有田园诗韵味,莫泊桑和契诃夫的短篇往往让我既忍俊不禁又陷入沉思,而他们二位最让我神往的作品,前者的是《羊脂球》,后者的是《草原》。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之后,我也铭记了傅雷、李健吾、柳鸣九、 罗玉 君、张谷若、草婴、汝龙等翻译大家的名字,他们传递给我的外国文学的精粹,如今都成了我的血肉。

我怀念那个简朴而温馨的校园,怀念那个充满兄弟之谊的班集体。读书、切磋学问是我们共同的爱好。星期天,我们也常常结伴上街,无非是看一场电影,洗洗澡,逛逛书店。也曾在元宵之夜到工人文化宫猜谜语,有人专门猜谜语,有人挤在领奖窗口专管领奖,有人负责传递猜出来的谜底,回去的时候捧一堆奖品——铅笔、作业本儿。我们也曾游殷墟、岳庙、袁家坟,登文峰塔,为我们的历史知识增加一些感性的认识。在汤阴岳庙,我用苏民兄带来的相机照了几张照片,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操作相机。南关的安阳师专周末常常有电影,我们也常常去看,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了京剧电影艺术片《群英会》,台上大师云集,50年代的须生、花脸、武生行当的头牌悉数登场,也是一场“群英会”,为后人留下了云章灿烂、空前也可能绝后的艺术精品。后来两所师范并为一家,我为母校的这次整合而欣慰。

两年半时间,太短了。我怀念那两年半的光阴,怀念那个没有电视、没有网络、没有歌厅舞厅、没有卡拉OK、没有股票与基金……没有这些与书争时间的劳什子的两年半。

(六)校园惜别情依依

两年半时间,也是挺难熬的,因为我们不少同学都是有妻小的人了,我是在1979年的暑假里当了父亲。在离校的时候,我突然意识到了两年半光阴的短暂。

1981年7月中旬,我们要毕业离校了。

分手之前,我们每人都准备了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儿,同学们相互签名题字以作留念。 7月9日 ,我一个一个地请同学签名。同学们对我有着太多的期许,如今面对这些期许之辞我有太多的惭愧,因此就不提了,我这里只说那些能体现同窗之情的:

南松喜写的是:“与君别兮肠欲断,肠欲断兮心相连,心相连兮伯仲间,长相思,摧心肝!”这位颇具山东大汉豪爽气概的兄长(南兄是范县人),在分别的时候竟是这样的缠绵悱恻!

王中奇写的是:“……依依挥手去,悠悠相思情。启齿泪先下,提笔欲失声……”

陈保民写的是:“……此情此景骄阳烈,此时此意谁能言?”

书生气超级浓的董清送给我一副联句:“青灯夜半梧桐雨,忆盛夏一瞬乍别;红梅晴初风雪枝,念猛志几载长存。”那一笔行草写得,铁画银钩,笔笔刚劲。

闫天际写的是一首绝句,前边还有小序:“与弟同窗三年,同志同心,切磋文章,漫话家常,洹水一别,难舍难分,不知何日相会,难表离别情意之万一。”诗曰:“洹河岸边相见晚,千言万语见真情,别后鸿雁频频寄,天南海北两处心。”毕业后他留在了安阳,随后调到了桂林,到了他父母的身边,真的是“天南海北”了。1990年4月,我曾有机会到桂林出席一个会议,事先写信告知了天际兄。火车票已经到手的时候,我大哥从西安来电报,说我伯父病危了,要我马上去,我只好舍桂林而奔西安,害得天际兄在桂林各大宾馆找我。

任俊生写的是:“共对半窗云,同饮洹河水……今日与君别,何当重相会?”

张京州写的是:“三载同窗情谊深,依依惜别泪沾襟。但愿明朝再相会,把酒滔滔话衷心。”

翟苏民、王庆新二位学兄不愧是学兄,他们的告别题辞对我勉励有加。翟兄的题辞是:“让我们共同为理想、为未来不懈地努力、顽强地奋斗,我深信她是不会辜负我们的!”

王庆新写的是一首绝句:“同是苦海学舟人,天意如斯才识君,临 别一语 君记取,文章事业贵持恒。”那一笔行书,潇洒飘逸,仙风道骨,其中“文章事业贵持恒”的深意至今对我仍是鞭策。

我也给同学们分别写了几句话,对几位同学还分别写了一首自度词——不按词谱、只求味道的词,其中包括高我们一届、已经留校任教的 杨景龙 先生。景龙老弟的一笔钢笔字,外貌清秀,内藏大气,令我自惭“形”秽,他的治学精神也是我远远不及的。后来他曾给我来信,邀我和他共编一本现代诗歌赏析,我自忖学养不逮,而且当时我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岗位上,日理万字,天天临深履薄,踟躇多日,终于未敢奉命。2002年,景龙编著的《短章小诗百首》出版,寄给我一本,扉页上题字“国柱兄一笑”,这当然是景龙的自谦之辞了。他所选的百余首小诗个个清新隽永,短而不小,有大气魄,简而不陋,有大智慧,兼具情趣、理趣、意趣,景龙的赏析十分精到、精当,分寸拿捏也十分准确。我为我的母校、我的校友有这样的学术结晶而欣欣然,就有点后悔当初没有附骥了。

我送给景龙的自度词没留底稿,28年过去,如果景龙老弟还保存着那个东西的话,请不要笑话我的谫陋,权当是我穿开裆裤的照片好了。

离校那天,似乎是1981年的7月11号。那天上午,细雨霏霏,若雾若烟,学校前院的杨树上蝉声如织。与同学们分手的那一刻,我的鼻子发酸,眼眶发涩,泪没有流下来,我都咽下去了。

(七)同窗情谊割不断

1991年,是我们毕业的10周年,南松喜等在安阳的同学提议搞一个毕业10周年聚会,时间在7月下旬,地点当然要在安阳,我得到消息以后表示一定参加。那时候我已经定下7月中旬去贵州安顺参加一个会议,时间是一个星期,不耽误下旬的聚会。79号或是10号,我去郑州取火车票的时候还见了巴西振,约好半个月之后再见。不料人算不如天算,712号或者是13号,我到郑州火车站登车的时候,被告知这一趟客车停开了,因为贵阳到安顺间的铁路因为暴雨导致的塌方而中断,那时候的火车票极其短缺,再买已经来不及,只得怏怏而回。我们老总要犒劳我,临时让我参加一个与我的业务无关的“考察”活动,目的地是山东和东三省的8个城市,为期半个月,7月18号出发,与同学聚会恰恰冲突。我贪图欣赏大海的壮阔、欣赏东北那片黑土地的风光,放弃了参加那个盛典,为此心疼多日。这点遗憾两个多月以后得到了弥补,当年国庆节同学们在濮阳聚会,我顶着老总的批评,坚持请了假,欣然前往。

以后又有多次同学聚会,我一次都不放弃。我的酒量十分有限,但是每次我都舍命陪同窗。一次,我在中午时分赶到安阳火车站南边路东的建设宾馆,20多位同学已经开始举杯畅饮,我和全部在场同学一一碰杯,虽然每次只是抿一点点,一圈下来也有三两以上,然后一头倒在一张钢丝床上,一直酣睡到半下午。另一次是在濮阳聚会,晚上喝多了,酒后乘车去安阳,我把头伸出车窗外大吐特吐。那一晚我住在郭才林家里,幸亏夜里没有再给他添麻烦。

我的同学们到焦作也必然要找我聊聊,有王庆新、南松喜、闫天际、王彬、杨体昌、任俊生、季善东等,还有“大三”班的杨柳。

王庆新到焦作好像是在1986年春天,他到焦作驻军出差,那天晚饭后打电话找到了我,他住的地方和我的单位相距不过三四百米,我邀他到我临时借住的焦作矿务局招待所聊了半夜。闫天际到焦作大概是1988年,他从安阳返回桂林的时候专程绕道焦作来见我,在我的单身宿舍里,我俩几乎彻夜未眠。这几年,天际兄在桂林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。

19987月初,王庆新从北京打来电话,说是返武汉的时候要在安阳停留,会会同窗,问我有没有时间,我再忙也要挤时间啊!那一次是小范围的聚会,和南松喜、翟苏民、王彬等喝酒叙旧,闲聊间得知刘庆明兄已经过世了,我的好大哥,我的忠厚、淳朴、随和的刘大哥,怎么就走了呢?

王庆新回到武汉不久,长江发生罕见的大洪水,部队一批又一批开到了长江大堤,王庆新就席不暇暖了。某日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,看见江泽民同志在台上部署抗洪抢险,庆新在台下记着笔记,会场上气氛凝重。95号,我和妻子送儿子赴武汉上学,晚上,巴西振在郑州设宴为我们送行,火车票也是他帮我买的。次日清晨,王庆新派两位小战士在武汉火车站把我们接到了部队招待所,他和我们匆匆说了两句话就走了。7号或者是8号,湖北省军区举行抗洪抢险大军班师仪式,之后庆新才有了闲暇,带着我们夫妻登黄鹤楼、逛武珞路书市、在东湖边上吃武昌鱼。去年庆新转业到湖北省工商局当副局长,经常通过手机短信给我发来他的诗作,我也曾步原韵奉和一次,可惜这些短信都被我误删了,我记得我的和诗中有一句好像是“军人本色是诗人”。今年元月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了他的安徽之行中写的首绝句,说是“好玩”,岂止是好玩啊!政务倥偬之际还有“玩”诗的雅兴,如此风雅如今有几人?而且他还“玩”得那么好!

19987月在安阳与南松喜的匆匆一见,未料竟是最后的一面!记不清楚是之后的某年某月某日了,那天下午我正在审阅记者写的新闻稿件,看到一条新闻:全省残疾人事业方面的一个会议在焦作召开,我想南兄一定会与会,他是安阳市残疾人协会的主席,上次他来焦作公干,就邀我共进晚餐。我立马打了他的电话,他说他没参加这个会,我问咋啦,他说身体不舒服,我再问咋啦,他欲言又止,欲止又言,说是检查身体发现食道有点问题。我就蒙了,“食道问题”而且是“检查出来”的,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人生最难面对的是绝症病人,询问是折磨,不安慰是冷漠,安慰是给他添堵!我敷衍了几句“多多保重”之类的套话,草草放下了电话。2002年我在郑州和巴西振聚餐的时候,提起老南,他说松喜兄走了!

彼苍者天,歼我良人!32条好汉中又弱了一个好大哥,教我如何不伤感?

时光荏苒,三十年过去,我已望六之年,当了爷爷。遥想当年的校园、教室和同窗,不胜感慨,近些年同学之间走动得少了,于我心有戚戚焉,何时才能重返校园与同窗聚首?2008年10月,突然有不速之客造访,原来是母校派员来焦,筹备成立安阳师专焦作校友会事宜,怎不教人一缕情丝飞向母校?

11 月30日 ,安阳师专焦作校友会成立,焦作市东方宾馆会议室里,百余校友济济一堂,理事会推举我为名誉会长,理由无他,以我年龄最长之故也。午餐后走出宾馆,忽然有人向我介绍一位老大姐,说她才是在焦作的最年长的安师校友,她是毕业多年后从濮阳调来焦作的,在焦作不认识任何一位同学,我们校友会筹备人员事前没有寻访到她,她在开会的当天才得到消息,匆匆赴会。

握着大姐的手,我感慨良多。母校的情思,校友的情谊,怎么能割断?偶尔一断,也会自动续起来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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